另外，“生态”建设也非常重要。芯片和操作系统构成基础，在它上面有大量软硬件构成一个体系，再发展大量应用形成对体系的支持，这就是一个“生态”。很多大的跨国公司都没有过“生态”这一关，比如Wintel(Windows+Intel)体系在PC上占统治地位，但在移动领域却被苹果和安卓打败。越没人用就越无法获得应用支持，越没有应用支持就越没人用，这是个恶性循环。“生态”一旦形成，那就是既成事实，垄断就是一种马太效应，强者愈强，垄断者地位很难被撼动。必须要提醒的是，作为执纪审查者，宋川想到的不是收敛收手，而是千方百计躲避纪律审查。这一点集中体现在他耍“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伎俩，以收受杨某送来的房子。

。赵旭鹏告诉余女士她遇到了电信诈骗，但是深陷其中的余女士起初并不相信，她急切地翻出逮捕令、警官证照片、公安局函、冻结令等给民警看，说自己是一起诈骗案件的嫌疑人，上海警方要抓她。赤尔跑到一家小商店门口求救，“报警、报警，我被人杀了……”商店的老板马海拉拉（化名）是赤尔家的亲戚，当时正在打电话。她听到呼喊，抬头见到一个满脸是血的人，吓坏了，甚至没看清楚是谁。“自首？”值班民警赵旭鹏疑惑地接过女人递过来的电话，电话那头是一个男子的声音。对方说自己是上海市公安局的警官，正在执勤公务，调查一起诈骗案，女人是嫌疑人。赵旭鹏一听，这不是典型的通讯诈骗套路么？

如此看来，数据增长确实可观。但上月底，韩国发布的统计数据却被指有“灌水”现象。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和韩国旅游发展局当时表示，3月赴韩中国游客共计40.3413万人次，同比增加11%，系“萨德”风波以来中国赴韩游客首次增加。不过仅隔一天，就有韩媒打脸称，官方数据有“猫腻”，赴韩打工人员、中国乘务员等都被当成游客统计在内，而实际中国游客数并无明显增长。对米勒的“通俄”调查，朱利安尼说，无法确认特朗普是否会动用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中的权利保护条款，拒绝回答他认为于己不利的问题。有些毒品犯罪案件，侦查人员介入侦查的时间较晚，毒品已经流入市场，从而无法从犯罪嫌疑人处起获毒品;毒品市场的隐蔽性、涉毒人员的犯罪可能性决定了侦查人员难以调取相关运毒、藏毒、购毒人员的证言。所以，在司法实践中，有些毒品犯罪案件中只有被告人、同案人的供述能证实被告人实施了相关毒品犯罪行为，而缺乏其他毒品、毒赃等客观证据。对此，《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2008年)》规定，有些毒品犯罪案件，往往由于毒品、毒资等证据已不存在，导致审查证据和认定事实困难。在处理这类案件时，只有被告人的口供与其他同案人的供述吻合，并且完全排除诱供、逼供、串供等情形，被告人的口供与同案人的供述才可以作为定案的证据。仅有被告人的口供与同案人的供述作为定案证据的，对被告人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要特别慎重。据此，毒品犯罪案件中，主要依靠被告人的口供与同案人的供述定案的，被告人、同案人之间的供述必须能够吻合，且均能完全排除诱供、逼供、串供等违法取证情形的存在。但在司法实践中，对被告人、同案人的供述，难以完全排除存在诱供、逼供、串供等违法取证情形，也难以完全保证被告人、同案人供述内容的客观真实性。所以，对全案缺乏其他证据，主要依靠被告人、同案人供述定案的，即使数个被告人、同案人的有罪供述能相互印证，在量刑时也要留有余地，适用死刑要特别慎重，一般情况下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这是由死刑的不可逆转性与被告人、同案人供述的可能虚假性所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