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如此，去年因为老房子年久失修成为危房，刘洋一家只能暂住到堂叔刘兴（化名）家里。“现在不要说在县城买房，农村的房子他们都没有了。”刘兴说，刘洋的外在条件不好（身高1.5米左右），原本就性格内向的他变得更加孤僻，“他一年到头都不和我们联系，和父母也没什么话说”。

在我看来，控诉者指控的所谓“遗弃罪”“诈骗罪”甚至是“故意杀人罪”罪名不过是一种情绪表达，不作数的。募集多少钱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想知道，控诉者——家属的说法到底哪些更可信一点？“诈捐”的说法是否成立。因为在现实中，我们确实看到很多以“非法占有”的目的募捐乱象。众筹善款被病患家属或者代理人卷走、挪用的现象屡见不鲜、不足为奇。这也是为什么“小凤雅事件”起风波的原因所在。它所引发的思考，直接反映了网友对善款以及民情最深层的焦虑。不管怎么说，志愿者有权质疑、监督善款的去向，当然善款使用者也有解释的权利。究竟是不是冤枉，还要通过法律的渠道还原事实真相。7.延安市公安局安塞分局指挥中心驾驶员高文明公车私用问题。2018年3月12日至20日，高文明多次驾驶制式警车接送其子上下学。2018年4月，高文明受到党内警告处分。据日本《产经新闻》报道，肇事者为日本长野县大町市人。7日，该男子涉嫌驾驶汽车在市中心国际大道的十字路口向右拐弯时，撞上一名69岁的中国男性游客并致其受伤，在没有采取任何救护措施的情况下驾车驶离。

4月28日下午，北京大学研究生杨某（28岁，四川成都人）与两名同学到宝鸡太白山游览。4月29日下午，杨某探路时与队友失联。事发后，多方力量参与到救援当中，昨日中午，杨某在失联近3天后被救援人员找到，目前状况良好。死刑案件人命关天，案件质量尤为重要。为了避免死刑案件出现错判，联合国《关于保护死刑犯权利的保障措施》第4条专门规定，“只有在对被告人的罪行根据明确和令人信服的证据而对事实没有其他解释余地的情况下才能判处死刑。”我国刑事诉讼法第53条规定，刑事案件的证据必须达到“确实、充分”的程度，而所谓“证据确实、充分”，就是指“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下称《规定》)第33条规定，根据间接证据定案的，判处死刑应当特别慎重。依据间接证据认定的案件事实，结论是唯一的，足以排除一切合理怀疑。可见，刑事诉讼法与《规定》对“证据确实、充分”的解释用语有些不同，前者只是要求“排除合理怀疑”，后者则要求“结论唯一、排除一切合理怀疑”。所以，从证据把握来看，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应当高于普通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对于毒品犯罪死刑案件的证据把握，也必须遵循“结论唯一、排除一切合理怀疑”这个证明标准。